“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”“向前走，别退后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”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……
再次哼唱这些熟悉的歌曲，96岁的刘航眼含泪花，似乎又看到那个不到十岁的自己，目光如炬，和同学们在沂蒙山山脚齐声歌唱，稚嫩的童声在山野间回荡。
这些在抗战岁月里曾无数次唱起的旋律，一次次给予刘航力量，至今仍让她热血澎湃。
1938年秋，战火骤燃。日军的炮弹突然袭击了沂水城，一夜之间，八岁的刘航失去了自己的家。
看着飞机扔下的炸弹在山的那边升起“冲天高”的烟柱，刘航跺着脚哭，“我的家、我的学校、我的课本、我的石板……”战争，给一个八岁孩子带来的伤痛是如此具体而微。
随着敌人进攻方向的转移，刘航被送到亲戚家继续读小学。彼时，正值抗日战争初期，社会上的抗战力量急需凝聚，全民动员工作成了当务之急。
刘航至今仍记得一位东北同胞的动员演讲，“东北的土地被日本人蚕食，我失掉了家乡、失掉了东北三省，我现在到处流浪……”
演讲的最后，东北同胞唱起了《流亡三部曲》，歌声击中了这些同样饱尝失家之痛的孩子们，大家的感情在此时汇聚到了一起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！”刘航抗日的决心愈加坚定。
但一个十岁的孩子，能为抗日做什么呢？
沂蒙山区鼻子山下的花峪庄，是刘航正式参加革命的地方。1941年春，刘航跟随母亲辗转到了抗日根据地——沂蒙山区抗敌自卫队。钉扣子、锁扣眼、叠军衣，刘航成为被服厂的一名小工人，为八路军做军衣。
十来岁的孩子脚还够不到缝纫机下面的踏板，许多工作只能与工友配合完成。但小小的刘航并不觉得苦，“那个时候老师总会教我唱：天高秋风起，家家赶棉衣，缝好新衣裳，急忙送前方。想到前方的战士能穿上我缝的衣服，我心里很自豪。”
在被服厂，刘航过了几个月安稳又充实的日子。1941年冬，日伪军5万余人带着飞机坦克对沂蒙山区展开残酷“扫荡”。被服厂的机器被全部埋在野外较为隐蔽的地方，厂里所有的干部和工人被分散到各个村庄。
在日军“扫荡”最频繁的几年里，刘航在老百姓的掩护下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夜。生活虽然贫瘠，但群众的精神世界并不贫瘠，秧歌队、宣传队、军民团结大联欢，都在热火朝天地传递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和意志。
在这热烈的气氛中，刘航长大了。
在沂蒙山区，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——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，用文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，组织群众支持抗日。“宣大”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歌听、有戏看。刘航说，在沂蒙抗日根据地，一提到“宣大”，老百姓都知道。1944年，15岁的刘航加入“宣大”。
“宣大”的生活紧张而充实。在这里，刘航与老师同学们一起生活、学习。早晨出早操，饭后学表演、练唱歌。演出任务繁重且条件艰苦，没有舞台，就用土台子，在地上竖几根木棒挂上幕布，用棉花捻的油灯做光源；粗红布自制衣服；凡士林和锅底灰搅拌搅拌，抹黑脸……
冬天寒风刺骨，夏天汗水浸身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大家演戏一点儿也不马虎。
沂蒙地区每个大的作战行动几乎都有“宣大”的身影。每逢开辟新地区，“宣大”都是党的一面旗帜，既进行宣传、慰问，又组织、教育、发动群众。
“我记得当时演过歌剧《抗属真光荣》、话剧《抓壮丁》，有时观众数量达几千人，几十里外的老百姓也会赶来。”歌声如号角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，相比演讲，文艺作品更能直抵人心。
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，刘航永生难忘。“整个村庄欢腾了，我们都高兴地跳起来，从屋里跳到屋外。老百姓都涌到村头，桥上桥下都站满了人，大家一直在欢呼。”
随着我军不断扩大解放区，刘航和“宣大”的同志们也随军参加了新解放城市的宣传、写标语等工作。
解放博山后，她们到火车站写标语，“1945年8月15日，侵略者投降了，这是大胜利！”在这里，刘航碰到了一位记者，快门闪动，定格下三位文艺战士坐在被我军缴获的火车头上的瞬间。他们坚定的眼神，仿佛穿越时光，点燃了黑白影像的色彩，看到了我们的国家终于告别那段硝烟弥漫的苦难岁月，迎来了光明的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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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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